蒋先生知X最深，反X最早，也最坚决，是反X的先知与前辈。他反X的理论基础，是以心物合一论驳斥唯物论，以民生史观反对唯物史观，以信仰自由的有神思想击败唯物无神思想，以社会互助消灭阶级斗争。蒋先生反X的三大著名－反X抗俄的基本论，解决XX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苏俄在中国，深入地探讨反X的理论，至终无悔。

    实际上蒋先生对苏俄的态度是从感兴趣发展到敌视的改变的，而这改变源于他对苏俄的考察。

    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蒋先生对其发生了兴趣，并学习了俄语，1921年3月5日，在蒋先生写给中山先生的一封信中，赞扬了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关系中自力更生的精神等，正是因为如此，中山先生派出了以蒋先生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苏俄考察的亲生经历，使蒋先生深刻认识到苏俄之本质及其对中国之危害。他没有被XX主义邪说所欺骗。
    1923年9月初至11月末，蒋先生在苏俄考察近三个月，受到苏俄各界的极大重视。苏俄党政军高层 人都热情接待了蒋先生，并与蒋先生进行了会谈。除莫斯科，他还访问了彼得格勒，参观了军事院校，并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红场阅兵典礼，在考察中，蒋先生以他的睿智与犀利，深刻洞察了苏俄政权及苏俄XX党的问题和本质。回国后，向中山先生作了明确的报告。
    1924年1月，蒋先生从上海赴广东，携<<赴俄报告书>>并向孙中山先生作了口头说明。他说：
  “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比对付革命的敌人的策略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党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是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 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 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是年3月，蒋先生还特别写信给廖仲恺先生。廖先生是国民党的大左派，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影响孙先生“联俄”、“容共”的重量级人物。给廖仲恺的这封信，表达了蒋先生在苏俄考察后，对苏俄的深刻认识。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也。”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XX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于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 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XX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本身已完全成为俄奴矣。吾兄如仍以为弟言为不足道，而毫无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他最后说：“弟虽未亡，而实欲兄以此书作亡友遗嘱耳。”
    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也谈到他对苏俄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渗入了大斯拉夫主义及沙皇专制主义的特征。”
  “苏俄为了“世界革命”，认为一切暴力和卑鄙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我国在列强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之下，沦为次殖民地国家。俄共认为这是他们在东方散播XX主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
    从蒋先生的上述认识，可以充分看出蒋先生的立场、思想和观点。
    自蒋先生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肩负起三大重任。这就是抗日、抗俄及反X。面向这三个敌人，斗争极其尖锐、复杂，任务非常艰巨。既要和外部敌人斗，又要和内部敌人斗。内部敌人与外部敌人紧密勾结。内部敌人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相号召，掩盖帮助苏俄侵华的本质，欺骗中国大众。
    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俄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俄国，包括苏俄是中国的敌人，还是中国的朋友？这是很长时间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特别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自李鸿章起直到毛氏，形成一群联俄派。他们的理由，就是联俄抗日，联俄制日。毛氏更多了一个借口，就是“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XXX主义”。因此，到毛政时期，联俄最彻底，把俄国看成是中国最亲密的朋友，对苏俄五体投地，无限崇拜，毫无保留全部投入苏俄怀抱。
    蒋先生与联俄派根本不同，他明确认识到：俄国，包括苏俄，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是中国的敌人。
    俄国是最阴险狠毒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更是侵略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中国独立，危害中国生存的国家。
    XX为了一党私利，为了自己的生存，根本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存亡，投入苏俄怀抱，成为苏俄侵华工具。所以，蒋先生反X，实质上也是抗俄。
    抗日战争时期，XX一方面在后方不断破坏抗战，一方面又与日本侵华势力勾结，相互串通，甚至出卖中国政府军事情报给日本。抗战胜利后，又与苏俄公开勾结，在苏俄支持和指使下，不顾一切，拼命攻打政府军。
    蒋先生与这三个敌人进行艰巨、复杂的斗争，前后共达二十八年之久。中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和台湾，赢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
    就是俄罗斯的学术界也都不得不承认，蒋先生是领导中国对日抗战的爱国主义者，他致力于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由于苏俄与XX的合伙攻击，蒋先生虽然未能在军事上对这两个敌人取得胜利；但是，蒋先生还是尽最大努力，保住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实现了三民主义理想，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后期，日本已经败相毕露，多次向中国提出求和要求。蒋先生为了维护同盟国的整体利益，拒绝了单独对日媾和。胜利后，斯大林又多次邀请蒋先生访俄，蒋先生坚决拒绝。蒋先生对斯大林的认识，比毛氏高出无数倍。
    俄国文学家索忍尼辛在一九八二年说道：由于海峡辽阔，台湾就成了中华民/国所留下来的一块复兴基地。就在这三十三年来，它不断地向全世界显示着，如果中国大陆不沦入XX之手，整个中国都会达到台湾一样高度发展的水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世界周刊>载）。索忍尼辛这个评论是非常公正和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