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四十一年前的今天.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诞生.作为国父中山先生的坚定崇拜者,本人时常被他追求正义,仁慈,善良,平等待人,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坚定意志与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常意以自己的拙笔浅墨写点什么来纪念全球华人一致敬仰的这一历史伟人.行笔至此,耳边似乎依稀想起他临殁前用国语,粤语,英语喊出的足以彰显毕生追求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后赶来的梁启超对汪精卫说:此数语实抵中山一部之著作，足予全国人民一极深之印象),而我辈耳熟能详的由汪精卫(起草或笔录)的国父政治遗嘱则显示了他的爱国反帝的伟大革命精神,兹予以抄录:"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国父逝世后,纪念他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绵延不绝,在这一极富纪念意义的日子,本人在此就关于国父的革命事迹及与俄国的联合做一浅述,以志纪念.

    国父12岁赴檀香山兄长处入英语学校读书,初步接触西方,1886年学医,从名医英国人康德黎博士,学成后在广州行医,因医术精湛,服务态度又好,名声在广州,香港已始传播,年收入非常可观,但这不能改变国父已产生的"医国比医人更重要"的认识.1894年,国父北上到达"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国父)的北京,上书被认为是识时务的大员李鸿章.李的不屑一顾,使国父从改良的梦幻中清醒过来,踏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紧接着的甲午战争惨败使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彻底暴露了它的腐朽与软弱,在西方列强眼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诸强掀起了一片瓜分中国的喧嚣.国父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矢志武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先后组织了主要有各国华侨(包括一些被影响,改造的帮会成员),留学生,新军参加的十次起义,一次又一次的流血牺牲,使民众产生了从开始的不理解到同情进而支持的态度转变从而起到了唤醒了民众,为武昌起义的"意外成功"打下了民意基础.

    历次起义的经费百分之八十来自华侨,所以国父称:"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因为国父始终坚决地站在为祖国求独立富强,为人民谋福利的立场,因此他能够了解华侨,也愿意接近侨胞,另方面,海外华侨在海外饱受剥削和鄙视,深感清政府腐败,黑暗,无能,所以,都怀有"排满"的浓厚情绪,希望祖国富强,故能支持保护海外赤子.这一思想愿望,是华侨产生革命力量的根源,也是国父能够在领导民主革命全过程中,取得华侨支持的主要原因.国父在南洋,海外有广泛的关系,每到一国或一地,都有朋友,富商(如由反对到支持革命的富商—兄长孙眉,民国元老张静江,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陈壁君<汪精卫妻>的父亲陈耕基等)予以接济,接待,俭朴的个人生活无匮乏之虞（唐德刚先生所述武昌起义时国父在华侨餐馆洗盘子,本人不详.但有一点，1896年国父伦敦蒙难被英政府出面解救后在国际上已名声传开,经济上,虽常常囊中如洗的他当时所愁的是黄兴先生急催的国内起义所需的巨费),才使得腾出手来大力联络留学生,在华侨中演讲,鼓吹革命,有时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募捐.许多革命党人或华侨为了以最小的牺牲换取革命的成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做冒险参与刺杀满清大员.1911年温生财壮士在广州刺杀广州将军孚祺后,满清大员无不视派粤为畏途,党人彭家珍刺杀良弼后,满族亲贵,"多半走离北京".武昌起义后.沪上"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

    国父回国后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得到袁世凯逼清廷退位的保证后誓言将总统一职交于袁,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老袁满腹狐疑,在得国父电曰总统职位虚位以待后,袁始放下了心,但表面上不便接任,又去电国父,国父回电曰:"电悉,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倘有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选举,誓词俱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袁世凯得此电后,料知国父决意让位,并非虚言.本人猜测也许此时老袁在想:天下竟有这样的傻瓜,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奋斗十几载换来的元首位置就这样轻易地交于他人（但不知37年后有个大元首是不是有相同的看法）.当时外交家顾维钧说: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他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老袁当国,自是志得意满,且得国父言:"文之多年鼓吹,奋斗,只为推翻专制耳,今专制已倒,文当回归国民."的意愿后自以为就可以展拳伸脚,过一过无力羁绊的元首瘾,但他忘了国父对其所言的:"满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

    但其时民国初期,民智未开,民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良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深受京津地区幄龊政治浸淫的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他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前杀宋教仁,后杀林述庆,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老袁想君临天下,但其时民主思想以开始启蒙,中国已被拉入了西方宪政的体系,袁世凯此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义愤,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拒绝了老袁高官厚禄诱惑,摆脱了老袁的跟踪盯梢,躲过了老袁暗杀和明杀的蔡锷将军辗转返滇后毅然举起了讨伐帝制的义旗,率部北伐.继而全国各省响应,老袁无奈退而求其次想保留总统一职的请求被蔡将军等以老袁"亵渎共和的国之蟊贼"必须"驱逐袁世凯,诛戮杨度,段芝贵"而回绝.众叛而亲不离的老袁临终环视众妾哀呼:他(她),他(她)坑了我.他(她)是谁？拥护他君主立宪的谋士杨度？想作储君而撺掇他当皇帝的袁克定？为争封后鼓动他称朕的哪个姨太太？抑或是称帝后通电与他势不两立的时称把"老袁送了终"的亲信部将汤芗铭？反正应该不是国父中山先生吧.

    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国父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与"再造共和"的元勋段祺瑞合作,特派中华革命党人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国父电令并说服国内各地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待法律解决.并致电山东的居正和广东的朱执信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国父确定了"召开国会","息纷争，事建设","固国体"的方针(枪杆子里出政权,国父不懂啊).国会在北京恢复后,黎元洪电请国父北上,并聘请国父为高等顾问,国父辞谢,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曰:"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其责任有不容逶避者."闲下来的国父居住在上海,积极构思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总体构想.

    袁世凯后,西方列强所承认并支持的北京政府,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时期,虽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整个国家是群雄并起,年年打仗,处处开战,军头们虽也似乎知道"军人干政,非国之幸",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但为了自己的主张,利益,义气,恩怨等等的得逞多是以武力的方式解决.以故东西战,南北战,直奉战,奉直战,川滇战,川内战,川陕战,苏沪战,豫陕战,闽浙战,粤桂战,粤湘战,湘鄂战等等，所有人与所有人开战,军头们忽儿推杯换盏,忽儿兵戈相向,每至战端将开,贫民百姓惶恐走避,地方士绅的解劝也因为"打架"双方均振振有词,指责对方多为无功,枪炮启处,百姓痛苦哀嚎,人命贱如蝼蚁,生命财产损失无算.比较著名的有刘存厚祸蓉,张勋辫子军祸金陵,陈炯明"鼓舞士气"的攻打粤秀楼成功后士兵可在广州"大假三天".

    国家一乱,全国到处土匪蜂起,遍地民军,尤以鲁,皖,豫,陕为烈,有发展至规模十万的土匪组织,虽乌合但因为人多势众,"官军趋避之",他们穿省过县,如蝗虫过境,所过之地,一切被洗劫一空,妇女被大肆奸淫,"中国成了土匪世界",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百姓之苦难,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总统几成为大军头及其幕僚们任意摆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偶,以至于直系的曹锟,吴佩孚赶走不合己意的文人总统徐世昌力邀黎元洪复任总统一职后,百般拒绝未成的"黎菩萨"发出了言词极为恳切的通电:"......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岁童子,未敢妄信......(现时)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元洪)痛哭陈词,伏希矜纳." 国父自袁时"二次革命"以来以国民党人为核心,军阀为武装,广东为基地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护法战争,均遭失败.极度愤闷中,虽温文尔雅一介书生但意志坚强的国父为了统一中国,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无奈之下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苏俄.

    国父与苏俄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18年.是年夏天,国父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而"联俄"思想出现在1922年夏陈炯明事变之后,国父与陈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政见的不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因此热衷于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反对国父用兵北伐.国父则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国家分裂,（认为时下中国不能实行美，德的联邦制的原因是中国有遍地的军阀）因而主张先统一中国再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陈炯明事变对孙国父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它促使国父重新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国父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了.

　　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国父双方都有很明显的现实政治动机.国父主要是想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从而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同时,他也是为了从苏俄那里借鉴革命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联俄是国父深谋远虑后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决不是一时的策略和手段.苏俄则主要考虑到了在华的利益,特别是在蒙古和满洲的利益,同时它也考虑到了远东地区的安全,特别是与日本的抗衡,它希望通过援助国父,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单从国父的角度或单从苏俄的角度来考察国父的联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国父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而这些转变都是建立在国父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国父在演讲民生主义时,对Mxx主义多有批评,他认为Mxx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因是错误的,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孙中山文集)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不存在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也不存在大地主,只有小地主,所以,“Mxx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同上)正因为如此,尽管苏俄及共产国际一再敦促他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国父就是拒绝执行,他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主张借助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无论苏俄及共产国际方面如何激烈地反对,"但孙博士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廖仲恺省长的热情支持" (邹鲁).

    联系到国父在联俄前的言论,可以看到,国父一贯认为GX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在与越飞的联合声明中,他坚持写上了:"GX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他也多次表示他不相信苏俄能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他坚持不能用Mxx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很崇拜Mxx的学问,但是不能用Mxx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Mxx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发达,还是不够实行Mxx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能够实行Mxx的办法呢？所以照Mxx的党徒,用Mxx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孙中山文集)据后来西山会议派首领的邹鲁回忆,共产国际派员鲍罗廷在听到国父对Mxx主义的批评后,曾对国父"提出了许多询问的话",但国父"对于自己的立论,却不容易随便放松一步". 国父在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时是有选择的,对于苏俄革命的"经验",他尽量加以吸收,至于"主义",则是有批判地吸收.反映到他的思想里就是晚年有了一些新的观点.但他的革命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状况也就从某种意义上讲预示了以后大革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