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问题或者麻烦需要全社会的各种力量去把它解决好,尽可能使每一个社会公民能安居乐业,在物质丰富且免于恐惧的良好条件下安渡一生,而类似山西黑窑工（会说话工具的现代版）的事件，说小了在我们这样的社会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大把它放到一个法制的公平的社会这种践踏人权的恶行的确是匪夷所思的。何以此说,说来也很简单: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反对党(或者在野党)的嗅觉是不会麻木到连这样的”好材料”也置之不理的事情的发生.

社会是讲求分工合作的,一类事有一类职能部门去管好与处理。基于此理加之一些不便明示的无奈，本人较少关注时事。但近日澳门赌王何鸿燊(音：shen)博士以6910万港元的创纪录价格，成功购入圆明园十二生肖“水力钟”喷泉之马首铜像，并决定将铜像捐赠国家的义举或者叫善举对本人触动较大,

                          
想在这里讲一些.
    何先生据报资产是五千多亿港元,个人财产是二百多亿港元，在澳门一个弹丸之地能够把事业做到如此大的规模,除了何先生的天赋,勤奋之外,与澳门这几十年平和的社会形态及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密不可分的.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时国家领导人赵紫阳会见日本松下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赵问松下对中国的企业有何看法与建议时,松下回答:你们中国没有一家企业。赵很不解说我们有几万家工厂怎会说我们没有一家企业呢?松下说：我指的是你们没有一家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运作的企业,这样你们就可以说没有一家企业了.

    自发端于英国的,以蒸汽机发明为代表的机器动力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以来,社会的财富成几何级的速度增长,古时我们所讲的大地主也好,大商人也罢,所拥有的财富与现代工业文明所催生出来的富可敌国的资本家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当这种爆炸式创造财富的方式在十九世纪中期引入我国后,经过几代民族资本家筚路蓝褛，以开荒荆，诞生了以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容氏家族的申新公司,以及原香港特首董建华之父董浩云先生的包括航运在内多种行业的综合性跨国集团等为翘楚的一大批民族工业,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向更大的目标迈进.

    可惜1949年后的一些工作打压了这种势头,在刚性的计划经济的框架下,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被打压,极端的口号是越穷越光荣,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被阻挡断。至1976年时,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竟无一辆私人汽车，无一个富人，自由竞争经济更是一片空白概念。这才有了赵紫阳对松下的观点产生很大不解这样的事。要知道,那时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实行五,六年了.

     一个社会,社会的发展,强军富国,民生福利等均离不开财富,而我们的财富主要就是靠千万个以华为,力帆，奇瑞为代表大大小小的现代企业创造出来的,企业投资者所获得的财富是他们所投入市场的资本对社会所作贡献后的回报.比如一个企业投资建厂,投资者首期投在厂房机器上的资金就已经使房地产商,机器供应商等等相关产业受惠,进而购买原材料,辅料等使相关产业经营者受惠,也就是说,在一个企业正式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前,投资者已经将财富投入社会,使社会为之受益,企业后期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电力电信交通运输,经销商等等参与者受益，当然企业工作人员也拿到了他们赖以生存或养家糊口的报酬,而国家便用所征来的税收发展国防,投资大型而见效较慢的领域,如:高速公路,水电以及用来改善民生福祉.在经营得当获得财富后,有些企业家则用它行一些善举,如捐资办学的李嘉诚先生，邵逸夫,抢救国宝的何鸿燊先生,台湾商人陈永泰先生(陈先生于1997年历经千难万阻以千万的重金从海外买回山西灵石县被盗贼〈不是官员，是农民〉锯割盗走的18尊珍贵彩塑罗汉头像并无偿送回)等等爱国商人。这一点上,境外商人已经走在了我们大陆商人的前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是我们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生力军，是政府应该大力提而倡之，扶而持之的群体.

    而政府则不同，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服务好社会是职责所在，服务好企业是其中一件意义深远的工作,一个国家企业越多,越证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物质丰富.一个三亿人口的美国,企业总数高达近三千万个,而有近十四亿人口的我国,企业的总数也只八百万个,所以支持扩大我们企业数量(当然包括效益)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未来的事业。而政府工作人员,则应该是越少越好，最好是少而精，但我们的现实呢？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做过估算，我国的公务员总数约7000万，官民比例达1：18；美国公务员总数310万，官民比例为1：94。也就是说，我国一个公务员仅为18个市民服务，美国的一个公务员则为94个市民服务。机构臃肿、设置不合理、岗位职责不清、用权不负责任、工作责任制不落实，为某些不作为、不会作为、乱作为的“才庸”、“心庸”、“德庸”、“志庸”者提供了温床,又由于我们监管上的问题,形成官商勾结,官员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弊端产生的主因在官员一方,商人天性唯利是图,正因为对官员的监督失当,才使得民众怨声载道的官商勾结问题难以解决.再观之:企业行为是一种冒险行为,因投资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谋利项目,本身就有着相当的冒险性,而投资者的回报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种“冒险成功”的回馈,既然冒险,就会有风险,所以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家企业倒闭,同时又有比此数或多或少的企业开业,中外皆然,这是自由经济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政府公务员不同,公务员基本上是一份政府保证的稳定的职业,不具冒险性,公务员以企业，社会的纳税金为报酬，为社会，企业工作，不产生任何的直接财富.也就无任何理由以权谋私。而更可悲的是当境外的李嘉诚先生们,国内的尹明善先生们以自己殚智竭虑，趟过无以计数的风险所赚取的财产捐出来为办学校，搞福利，购回国宝以尽自己一个炎黄子孙之责的同时，成克杰胡长清这些败类们却将“盗“来的民众的血汗偷偷汇往国外（多为西方）并办好护照准备随时外逃，孰爱国，孰“卖国”还需要解释吗？而有趣的是在公共场合这些社会蛀虫们的爱国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虽我等在下窃笑亦面色如常。

    所以公务员的贪赃受贿对社会的公平概念产生很大冲击,从而大大损害社会的公平原则。要建立和谐社会,我们需要减少公务员数量并对公务员队伍实行有效的监督,加强我们的公民的文化素质教育，并创造一个可令更多的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社会机制与环境以利产生国内的李嘉诚，何鸿燊创造更多的财富用于国计民生时，我们离真正的和谐社会远吗？。。。。。。